那一年,余秋雨来到了锦屏山
http://www.fhnews.com.cn  奉化新闻网   16年11月11日 13:43

2002年余秋雨随同央视《艺术人生》栏目组重访图书楼,他百感交集。

当年安顿余秋雨住宿的8平米小屋

  □王玮

  奉城北面,锦溪之畔,坐落着一座状如翠屏的小山,人称锦屏山,山不高,却四季常青。据传五代时布袋和尚归葬于此山中;宋乾道年间,锦屏山已为民众游览踏青之所;明嘉靖时,山顶建有雨奇山阁,为士人会友吟诗处。1915年,乡人发起筹建宋家坪公园。1925年改建为中山公园,后相继建成中山纪念堂、中正图书馆、淡游山庄及墓、塔等。这些历史遗迹依山而筑,布局精巧,自然与建筑景观相互衬托,构成一幅美妙的山居图。由此也使得锦屏山更具人文魅力。

  江南的夏季,阳光热烈,雨水充沛。锦屏山华冠遮日,满目葱茏。光阴在树梢穿梭,悄悄停留在1976年的一个夏天。那个夏天,一个叫余秋雨的文化青年,踏着被夏雨淋得湿漉漉的鹅卵石小道,缓步走向穹顶高耸的钟楼——民国时期的中正图书馆。

  时年,余先生刚三十岁,因身体有恙,在他的老师盛仲健介绍下来奉化锦屏山休养。盛老师的本意是想让他去宁波天一阁养病,那里有藏书楼,可以趁着闲散的时光看看书。但是受天一阁管理限制,养病看书的愿望未能实现。后来,身为宁波文化局干部、也是王利华工作中结交的朋友盛仲健,得知奉化中正图书馆也有大量的古籍藏书,惊喜之余,马上打电话与当时的管理人员王利华联系。王老师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:那时,我左右为难。中正图书馆当时是文物楼(是我市收藏文物的唯一场所),是禁止外人住宿的。但盛仲健既是宁波文化局干部又是好友,不好回绝。于是向馆长史吉英请示。史馆长允许作为特例同意余秋雨来山上养病。

  一个雨天的下午,蒙蒙细雨给夏日带来舒适的凉意,锦屏山上的花木显得娇嫩欲滴。余秋雨打着一把黑布伞,背着铺盖行李,向山上走来。王利华老师早已迎候在外,他带余秋雨沿着卵石小道走过总理纪念堂,走向半山腰的中正图书馆。那里的二楼楼梯拐角处有一间小屋,便是余秋雨的临时栖身之处。小屋只有8平方米大,窗前放置一张写字台,墙边是两把民国时期的木椅子。山上的住宿条件并不好,除了电源和水之外,其他都没有,所以一日三餐余秋雨只能到锦溪河对岸的县革委会食堂搭伙。食堂凭票就餐,王利华老师代他买了饭菜票,顺便还给了他一大一小两只搪瓷碗。

  待安顿好后,余秋雨迫不及待地提出要看看库藏书。于是,王老师带他来到二楼的书库。紧闭的库门打开的时候,书库里冲出一股刺鼻的樟脑丸味——为了使古籍免受虫蛀,库房里放了大量樟脑丸。一排排书柜密密麻麻排列着,犹如谜宫。书籍按照经、史、子、集摆放,有俞飞鹏捐的《二十四史》,朱守梅捐的《万有文库》,慈溪人孙祥簋捐的《四部备要》等,蒋介石也捐了百余种书籍,还收藏了萧王庙人孙鹤皋的几千册天孙阁藏书,加上其他一些人捐的《册府元龟》《佩文韵府》《文献通考》等大型类书以及《浙江通志》《宁波府志》《鄞县通志》等大量地方志书,当时的中正图书馆总计有四万余册藏书。王利华郑重地把书库的钥匙交给余秋雨,并再三叮嘱:看完书后,一定要放回原处,看书不要折页……余秋雨连连点头应诺。

  余秋雨在图书馆一呆就是整整三个月,除了吃饭睡觉,几乎所有时间都与书为伴。就像日后他对记者述说的:“白天到二楼朝南的书库读书、作笔记,那儿除了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《二十四史》《四部丛刊》外,还有《万有文库》和比较完整的二三十年代出版的文化杂志,我反正有的是时间,一本本阅读,而且卷卷古书把外界纷扰隔得越来越遥远。”他还说:“革委会的食堂在山下,为节省来往时间和支出,便减少吃饭顿数,或买便宜干粮充饥,经常饿着‘体肤’。夜晚在楼梯半道上八平方米的亭子间里休息,得到提纯的心灵很容易进入梦乡。只是上厕所要走不少山路,偶遇半夜下大雨,难免忐忑不安。”

  当年文物室负责看管图书的是80多岁的张宗安老大爷。这位大爷为抗战后几近无人接触的古籍终于有读者而高兴,每天按时上山来作陪,据说两人还成了忘年交。

  在山上的日子如同进入世外桃源,为日后余秋雨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国学基础,如余秋雨刊登在《新华文摘》的《中国文脉》,全文近三万字,一气呵成,粗线条概括了中国文化的经脉。有人评价余秋雨先生的文化眼光、概括力和艺术感觉都是超常的,表达力更是一流,文章写得中气充沛、淋漓酣畅。

  正当余先生两耳不闻窗外事潜心苦读时,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血淋淋的惨剧——7·28唐山大地震。虽然那时信息不像现在传递及时,但中华大地包括我们浙东都有传闻,广大民众谈“震”色变。当年十来岁的我正和姐姐放暑假在家,妈妈为了防备奉化也发生地震,把家里的金银细软都整理好打成包,嘱咐姐姐:万一发生地震,拿上这个包就跑到体育场去。王利华老师一直惦记着山上的余先生,地震发生后,他火急火燎地从乡下赶来,直奔锦屏山。正埋头书堆的余秋雨并不知道外界的情形。在王老师的再三劝说、解释下,余先生才赶紧整理包裹,转移到山下的武庙厢房暂住。对此,他回忆道:“在庙里又住了不少时日,白天仍然天天去读那些书。那个读书室造得很坚固,即使发生地震也会很安全。”一周后,锦屏山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,余秋雨也从武庙搬了回来。

  我那时已经参加了奉化游泳队,每天一大早老师就带领队员们登山跑步,为了争抢好名次,从山顶返回时个个如猛虎下山,三步并作二步往下窜,所以锦屏山上的每块石阶长短都装在队员的脑子里。我们天天在中正图书馆门前的空地上排队集合做操,练仰卧起坐和俯卧撑,队员们都喜欢争抢着跑到大厅前光滑的彩色地砖上,摸、爬、滚、打,队员的尖叫声、吵闹声和教练的训斥声交杂在一起;有时,我们还扒着图书馆的门缝往里瞧,吱吱喳喳议论着黑呼呼的房间里到底放着什么东西。静谧的中山公园,因了我们的存在而不时喧哗。现在回想起来,我们这些小淘气,当年可曾惊醒了余先生的晨梦?可曾打扰了他的晨读?又或者他是否在读书之余,饶有兴趣地注目我们这些调皮的孩子?他的目光是否滑过当年小小的我?

  余先生曾说:研究中国传统文化,寻找它的精髓所在,是我早在“文革”期间躲在奉化半山时已经立下的决心,“中国古籍浩如烟海,但只要入得其内,便能发现诸多门径。……这样阅读,一路探询结构,步步都有发现,事半功倍。”

  他把1976年这段苦读看作关键经历,而且从历史角度回顾道:“奉化半山老楼是一个终点,又是一个起点。”大概在9月中下旬的时候,他带着对转变命运的期盼,急匆匆下山,回到阔别数月的上海。余先生来的偶然,走,却是必然的。

  天道酬勤。余秋雨先生在奉化锦屏山养病时对古籍的钻研,奠定了他坚实的理论基础,一些关于戏剧学、美学和现代文学的论文陆续发表,逐渐得到前辈学者的关注,进而得到肯定。他的代表作主要有《文化苦旅》《山居笔记》《霜冷长河》《千年一叹》《行者无疆》《晨雨初听》《借我一生》《笛声何处》《寻觅中华》《摩挲大地》《问学余秋雨》《历史的暗角》《我等不到了》等等。

  在这100多天时间里,余先生的时间都消磨在对国学的苦读中,没有孤独和闲散,只有痴迷和持守。经年过往,余先生的笔下,一直真切地叙述着这段悠悠岁月,从他的心底流淌着绵绵不尽的对锦屏山的怀念之情。毋庸置疑,锦屏山的国学宝藏,滋养了余秋雨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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稿源: 奉化日报   编辑: 李婷婷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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